我们真的是处在半奴隶半封建社会，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

半奴隶社会：山西大面积、长时间的“奴隶”、“童奴”事件完全能够说明，不用我多说。类似的事件一定还不少，只是没有见诸报端。虽然是社会的的一个角落，但奴隶制的存在和受到当政者的保护，确定了我们半奴隶制的社会性质不会变。

半封建社会：封建来自“封地建候”，原来指的是个人在社会治理中绝对地位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在当今的中国，“人治”仍然是根本的大势所在。大到国家、小到单位、至于家庭，比比皆是。

封建社会只是奴隶社会的高级形式，是一脉相承的。

从人治走向法制首先要去除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这种文化上的革命还远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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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

理论上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全部社会成员，这当然也就包括了所有权和受益权。

请问各位一般城市居民：你享受到社会公共生产资料所产生的效益了吗？对，我们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你没有在电信部门工作就不可能享受到那个部门的社会成果，按劳分配嘛。那我反问，公有制的实际好处在哪里呢？难道社会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是不需要付钱的吗？社会公共生产资料的受益权主要被“占有”这些生产资料的人瓜分了。

可见我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是初级阶段。

对于农村倒是包产到户了，农民虽然不拥有土地，但也免交交农业税。但中国的农村基本上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距离美国式的生产资料集中的大生产模式还有相当的距离。

而在生产资料集中以后的经营、管理、处置、受益过程中，暂称之为官僚资本，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管理体制，主要就是官僚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官僚体制没有任何表现和本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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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想的走向

事实上，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

人，从根本上，是受利益驱动、受法制、道德约束的个体，包括绝大多数共产党的官员。不排除在马斯洛的价值金字塔中处于最顶端、需要实现人生“价值实现”的极少数人，比如我们的温总理就是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但他们为数凤毛麟角。

既然绝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如此的“恶劣和肮脏”，落实到实际中，我认为，期望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公共权力的管理机构，也就是官场，能够自动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完全没有基础的，是不可能的。

权力，是在授权范围内对资源在分配、处置等过程中的影响力。
权利，则是在掌握权力之后、行使权力之中为自己或相关人谋取利益。

权力缺乏监督、没有制约，是导致权力利益化的根本。这与所有制形式无关，仅仅与社会治理结构有关。

所以希望利用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让社会自动地、有快又好地、没有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地发展，就是乌托邦。虽然马克思的这个初衷是好的。

这里体外讨论一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存在的，但这种决定不是立竿见影的，由于上层建筑还受文化传统等等纵的因素以及全球环境等等横的因素的影响，甚至于包括互联网等技术进步的影响，这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元函数，而是一个很多元的复杂函数，因此简单认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不符合社会现实的。

因此，过去的三权分立、政治多元化，现代的政治透明化、媒体监督这些手段是保障权力高效、得当使用的基础。

而事实上，本人在这里想重点强调的是权力行使的透明化和充分的监督的意义。这样的手段不需要对社会进行根本的革命，甚至连大的治理结构也无需改变。属于和谐发展之道。

具体的：

1、权力透明化：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力在行使中实际上是没有必要充分保密的，所以我希望规定：除非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需要，行政管理过程完全公开，规定公职人员有义务向任何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行政过程的全部信息，你的问题是什么、资源有哪些、决策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决策，任何人都有权利了解，不再有秘密档案、黑箱操作。这应该不难吧。

2、充分的权力监督：一个朋友的观点：我国现在就和七十年代的香港一样，混乱、贪腐、低效，但自从香港设立廉政公署后，情况迅速改观，九十年代香港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文明、廉洁高效的地区。在我国监察系统运行多年，但官官相护积重难返，靠老的体制改良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如果在“权力透明化”的基础上实行包括媒体、民众等的全面充分的监督，让贪腐低效无处遁形，社会进步指日可待。

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将自动发挥出来，自然也会有人提出来“公有的生产资料及其产生的利益是否不能为某个小利益集团割据独享？是否应纳入社会保障？”等等福及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提案。

当然，这些要以法制为基础，当然，法制也要靠这些手段来促进。

可见所有制并不重要，而是如何公平、高效地统治更重要。发展才是硬道理。

如果拒不改革，非要等到整个社会积重难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引发动荡，其成本将远大于社会改良。

总结：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公共权力透明化，社会监督充分化，社会治理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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